书法要表现啥？是正大气象，还是崇高人品、高雅情操抑或家国道义？王铎不这样想，他经常借狂草寄情：去他的正能量，老子有情绪。

　　王铎(1592—1652)，字觉斯，一字觉之。号嵩樵、十樵、石樵、痴庵、东皋长、痴庵道人、烟潭渔叟、雪塘渔隐、痴仙道人、兰台外史、雪山道人、二室山人、白雪道人、云岩漫士等 。河南孟津人，世称“王孟津”，有“神笔王铎”之誉，明末清初时的著名书法家。明天启二年（1622），三十岁的王铎举进士及第，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、少詹事。弘光元年（1644），南明弘光帝任王铎为东阁大学士、次辅（副丞相）之职。次年入清，授礼部尚书。顺治九年（1652）病逝于孟津，享年六十一岁，赠太保，谥曰“文安”。

　　▶ 书法贵得古人结构。近观学书者，动效时流。古难今易，古深奥奇变，今嫩弱俗雅，易学故也。呜呼!诗与古文皆然，宁独字法也。

　　《琼蕊庐帖》，现藏日本京都，刊于日本村上三岛氏主编之《王铎的书法·册篇》

　　▶ 吾临帖善于使转，虽无他长，能转则不落野道矣。学书三十年，手画心摹，海内必有知我者耳。

　　▶ 予书何足重，但从事此道数千年，皆本古人，不敢妄为。故书古帖，瞻彼在前，瞠乎自惕。譬如登霍华，自觉力有不逮，假年苦学，或有进步耳。他日当为亲家再书，以验所造如何。

　　▶ 吾书学之四十年，颇有所从来，必有深于爱吾书者。不知者则谓为高闲、张旭、怀素野道，吾不服、不服、不服!

　　——《草书杜诗卷》末，上海博物馆藏 (参见文物出版社《书法丛刊》第五辑)

　　王铎书法宗二王，而对待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，也照样排斥。时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，这当然是褒其书法，绝无贬义，不料王铎十分反感，引发了负面情绪。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长卷上。

　　早期王铎的笔墨负面情绪，没有太多的融入他对朝政的不满，主要是指他对于自己的书法因为某些人的看法所引发的情绪。其实他对朝政也会有看法，比如他曾在皇帝面前针砭现实，差一点酿成大祸。

　　王铎担任过礼部右侍郎、教习馆员，有一天他对贵族讲授孔子《中庸·唯天下至圣》章。本来为皇帝讲解经传史鉴，王铎只要照章述意即可，可他偏偏结合实际，论及时事，讲着讲着竟然斥责起现实来，且措辞尖锐，以至触怒了崇祯皇帝，幸好没有苛责他。

　　后来，王铎仕清之后旧再也没有这样去做，虽然清廷是以“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事、充明史副总裁”“重用”于他，但是毕竟改朝换代了，前朝旧臣事新主，他的精神脊柱无法直立，不敢公开发牢骚，也不可以对朝政说三道四，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压抑。

　　我们可以从他留下来的诗文，特别是一些诗文信札的手稿中读到他对朝政的这些负面情绪，更多、更大地转移到了他的书法尤其是草书上。

　　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，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，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。还有，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，一得意便下笔无滞，仿佛神灵给力，纸上墨迹灵动极了。于是他要抒怀，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，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———非常有趣，每作这样的抒怀———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，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，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比较放肆的情绪，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。

　　大家知道，王铎书法宗二王，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，至晚年依旧按日课“一日临帖，一日应请索”，而其临帖，主要就是临《淳化阁帖》中羲献父子的法帖，这是正宗，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，否则就是野道。而其对待“野道”的态度，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，也照样排斥。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，欣赏他的人很多，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，这当然是褒其书法，绝无贬义，不料王铎十分反感，引发了情绪。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：

　　其一，上海博物馆收藏，王铎草书唐人诗卷。诗卷作于顺治三年，纸本，纵30.2cm，横698.5cm，书唐诗十首，书法恣意汪洋，写得极为痛快，规模之大，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。卷末有题识：“吾书学之四十年，颇有所从来，必有深于爱吾书者。不知者则谓为高闲、张旭、怀素野道，吾不服！不服！不服！”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。

　　其二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，现不知藏于何处，收录在《王铎书法全集》中。也是纸本，作于顺治丙戌年，规模虽不如上博本，但是这卷作于“北畿”琅华馆中并且是在“带酒微醺”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，也是气势张扬。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：此卷乃“书于北都琅华馆，用张芝、柳（公权）、虞（世南）草法拓而为大，非怀素恶札一路，观者谛辨之，勿忽”。“谛辩”、“勿忽”就是仔细看、仔细辩，不要疏忽。

　　其三，首都博物馆也藏有一卷王铎草书唐人诗卷，该卷未署作年，依其书风应该也是王铎仕清之后的作品。纸本，该卷规模也很大，纵34.5cm，横654cm，共书唐诗九首，其中五首为杜诗。观其气势，王铎仿佛手握天纵之笔，随意挥洒，写得非常自如。完了，他仅用几个字作题识，依然开涮怀素：“有客曰此怀素家法也，则勿许观。”听听这语气，不顾及观者情面也不顾及儒家“礼数”，那其实是对视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路的人下了逐客令，如果这样，他不允许人家再看他的书法作品。

　　还有一个手卷中王铎也宣泄了同样的情绪，鲜为人知，这个手卷在美国，也是草书，纸本，纵29.8cm，横418.5cm，书杜甫近体诗六首。此卷作于“丁亥三月”即顺治四年三月。王铎一定也很得意此卷的书写，于是又开涮，拿怀素说事，这一次他说得更明白：“我学献之、伯英（张芝）、诚悬（柳公权），恐人误以为怀素恶道，则受其谣琢矣！”

　　这四个手卷是相继书写的，体现了王铎对自己书法的自负和骄傲。但是检索王其传世作品，此前似乎并不多见他如此集中书写杜诗，也不见他有如此小觑怀素的言论，这值得寻思。王铎崇拜杜甫，并以杜甫况比自我，在诗中常有对现实的抱怨，流露了真性情。他对自己的诗是自负的，仕清之前作书法经常书写的就是自己的诗作。

　　晚年境况大变，仕清使他精神压抑，作书法多写杜诗是因为书写杜诗既解心情，还可以托古避嫌，并且洋溢他的才情，说到底是因为政治情绪受到了压抑，艺术情绪才得以张扬。于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书写畅意，“好书数行”便屡屡出现在他的草书杜诗卷上，这个时候埋藏在心底的艺术情绪得以爆发，终于说出了小觑怀素的话，若早五年十年，且书写的是自己的诗作，我想他不会如此小觑怀素。

　　于是，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，书法被明清皇帝用来控制民众的思想情绪，而王铎却利用书法偷偷地宣泄着自己的思想情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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